变法风潮
春秋战国时期，是分封制崩溃、中央集权制确立的过渡时期。
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原有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土地私有制所代替，地主和农民两大对立的阶级产生。[2][3]
新兴军功地主阶级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从而引起了社会秩序的变动。
因此，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
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3]
变法准备
战国初期，秦国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和赋税改革，都晚于其余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齐、楚、燕、赵、魏、韩六个大国。
为了增强秦国实力，在诸侯国的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和不被别国吞并，秦孝公引进人才，[4]变法图强。
后世影响
商鞅变法是中国古代一次成功的变革记为新发，他让秦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并且为以后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而且确定了法治的思想。[2][3]
商鞅吸取了李悝、吴起等法家人物在魏、楚等国实行变法的经验，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对法家政策作了进一步发展，后来居上，变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他进一步破除了井田制，扩大了亩制，重农抑商，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鼓励垦荒，这就促进了秦国小农经济的发展。
他普遍推行了县制，制定了法律，统一了度量衡制，建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
他禁止私斗，奖励军功，制定二十等爵制度，这有利于加强军队战斗力。
他打击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并且“燔《诗》、《书》而明法令”，使变法得以贯彻执行。
由于这一切，秦国很快富强起来，奠定了此后秦统一全中国的基础。正如汉代王充所说的：
“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篇》)[18]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在经济上，改变了旧有的生产关系，废井田开阡陌，从根本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在政治上，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使国家机制更加健全，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从此开始;在军事上，奖励军功，达到了强兵的目的，极大的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为秦的下一步的战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2][3]
商鞅变法对此后秦国以及秦代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云梦出土的《秦律》就是在这个变法的基础上修订、补充、累积而成。《秦律》也多处讲到连坐法，例如户籍登记有隐匿或不实，不但乡官要受罚，同“伍”的也要每户罚一盾，“皆迁之”(即罚戍边)。《秦律》也把镇压“盗贼”放在首要地位，并对轻罪用重刑。例如盗取一钱到二百二十钱的要“迁之”，盗取二百二十钱以上和六百六十钱以上要分别罚作刑徒，盗牛者要罚作刑徒，盗羊或猪的也有相当的惩处，甚至偷采别人桑叶不满一钱的也要“赀徭三旬”(即罚处徭役三十天)。对五人以上的“群盗”则追捕处罚更严。同时，《秦律》还有许多对各种逃亡者追捕处罚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