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这一政策几乎为以后各代统治者所遵奉，长达两千年之久，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古代史学家多认为是汉武帝与董仲舒君臣撮合而成的，一个是为了建立大一统帝国的需要，一个是出于争夺学术地位的需要，因此，三道策问，一拍即合。其实，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其他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一样，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只要深入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细加钩沉比勘，就不难揭示其事实真相。
治民之术的需要
首先，独尊儒术是改善治民之术的需要。统一的封建帝国，自秦始皇建立到汉武帝执政，经历了近一百年，封建帝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即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如何处置和缓和这一矛盾，是封建统治者选择和确立统治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对于如何统治人民的问题，汉代统治者认真总结了秦亡的教训，认为秦统治者在取天下时是成功的，但在守天下、治天下时却是失败的，这是由于不懂得逆取顺守的道理。这一论断符合历史实际。秦建立以后，对于如何处理高度集中的政治与高度分散的经济之间的矛盾还缺乏经验，不懂得为了加强集权统治，必须用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来管辖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尤为失策的是未能改变兼并六国时的法治手段，没有采用伦理道德教化的方式来处理各种社会问题。为了统一思想，秦采用了焚书坑儒的措施。在公元前209年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秦二世而亡。
无为之治的终结
汉代初年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代统治阶级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实行了与民休息的无为之治，并因之带来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但是这种治民之术，既不能解决化民易俗，建立统一的封建伦常观念的问题，也不能使分散的小农经济与政权凝聚为一体，更为有害的是这种放任政策，听凭富贾豪族掠夺民财，兼并土地，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到汉武帝时期，农民已处在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汉书·食货志》)的悲惨境地，迫使农民奋起抗争，在文帝之时，京城长安内也发生了盗贼的暴力事件。
阶级矛盾逐渐加剧，使汉代统治者意识到清静无为政治已不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了。儒家集以往文化之大成，对于如何御民的问题，制定了一套符合我国封建宗法社会国情的办法：第一，以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驾驭天下。我国的封建社会改造并保留了奴隶社会的宗法制度，以家族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特点。对此，先秦以来的各个学派，有着不同的认识。法家认法不认亲，对宗法制度有否定的一面。墨家主张兼爱 、抹煞等级差别，不利于宗法制度的确立。管仲学派则是肯定与否定参半，黄老学派继承了这一传统，没有对宗法制度给予至高的位置。儒家则不同，声称以孝悌为本 ，主张强化君父之权。儒家经典系统保存了我国自原始社会末期至春秋战国以来有关宗法观念的思想资料。经历秦汉之际思想学术的大融合，儒家学者又根据井田制废除，私有经济产生，宗族解体为家族，以及郡县制和中央集权制确立等新情况，对古老的宗法制度进行了一番加工改造，设计了一套以个体家族为基本单位的宗法制度，这一加工改造体现在汉初儒师的造礼活动之中。董仲舒继之又明确提出了三纲五常之说，进一步强化了儒家的宗法思想，并有助于巩固中央集权。按照儒家的学说，可以循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理顺国家政权和家族性个体农业者之间的关系。
儒家地位的肯定
儒家关于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的理论，符合我国封建社会的实际状况，这是它被定为一尊的重要原因。第二，主张推行仁政。儒家学说有一重要特点，就是把政治伦理化，将统治者与服从者的政治关系染上宗法观念的温情色彩。这一理论运用于治道，则提出了仁政的主张，这是儒家有别于其他学派的又一重要表现。法家认为仁义是过时之物，故滥用暴力，结果激化了社会矛盾。黄老学派主张持以道德，辅以仁义 《准南子·览冥训》，行仁义必须服从于自然无为的道论，从而放纵了地主阶级的贪婪本性，使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儒家提倡仁政，对地主阶级有一定制约，防止他们干出 杀鸡取卵的蠢事。汉初儒家吸取了刑名之学的思想，认识到礼乐刑政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主张将仁政与法治结合起来，以德为主，以刑为辅，重视道德教化，较妥善地处置了德与刑的关系，符合逆取顺守 的治国方略。贾谊是汉初儒家的杰出代表，他劝导君主和各级官吏带头为善，对百姓施以示范开导的政策。同时他又主张对反对朝廷、鱼肉百姓的地方割据势力，施以斤斧 ，加以镇压制裁。董仲舒将兴学置教、培养贤吏与推行仁政紧密结合起来，发展了先秦儒家修己以安百姓的思想，对于建设贤德而干练的封建官僚机构，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儒家的仁政主张，有助于缓和阶级矛盾，提高吏治水平，不失为封建地主阶级的长治久安之策。第三，以天道人情教化百姓。封建统治者需要借助宗教神学的力量来加强统治，中国和外国概莫能外。法家的无神论和统治阶级的需要是相抵触的，秦汉之际的方士为帝王求长生不死之药，只服务于统治者个人，并未解决统治百姓的问题。董仲舒却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着眼于巩固整个封建国家的政权，对儒学进行了神学化的改造：他的天人感应论，使伦理道德神学化了;他的 君权神授 说，为君主专制的合理性，提供了神学的论证。董仲舒建造的神学化的儒学体系，虽然有别于出世而消极的宗教，却积极配合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进而抬高了儒学的地位。
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适应西汉政治、思想和社会转轨变型需要的重大举措，先后以十一年之久，历经罢黜刑法、议立明堂、增置博士、绌抑黄老，制策贤良和任用儒吏六个阶段，由政治开路到理论完成继而组织实现，构成一个险象环生、波澜迭出的历史过程。此举对后世历史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使汉代儒家经学得到重大发展，并从此成为后世历代的正统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桎梏民族思维，使学术自由从此成为后代士子的奢望，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儒家思想的负面影响
以孔丘为创始者的儒家法律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等级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主张“礼治”和“德治”，也就是“人治”。儒家人治论的要旨在于：圣贤决定礼法;身正则令行;法先王，顺人情。儒家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中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中强调人治。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极，后世无非是对它进行修修补补，它独霸中国二千余年。封建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并及于法律等各个层面。物极必反，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单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专制。历史证明，人治和专制是一脉相承的。要建立现代司法理念，这种本土环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与强调以制度、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法治观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现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碍。那就是法治观念先天不足。
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基于什么历史基础?
在我国儒学发展史上，有一个上继孔子、下开朱熹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出现使儒学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人就是董仲舒，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都对这个人物做了记载。司马迁和董仲舒是同时代的人，他还曾经问学于董仲舒。那么董仲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怎样被汉武帝发现的?为什么汉武帝尊崇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
董仲舒是广川人，就是现在河北省的枣强县人，这个人在景帝朝已经是做了博士了。当然中国古代这个博士跟我们现在这个博士不一样，他那个时候的博士就是指他的博学，实际上就是皇帝的一个顾问了，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学者。而且董仲舒读书非常刻苦，据《史记》跟《汉书》的记载，董仲舒曾经读书三年目不窥园，有三年时间他没有到过自己的后花园去，所以后来人们就出来了一个典故叫“目不窥园”。目不窥园就是指董仲舒，人们后来用目不窥园形容一个人读书非常专心、非常专注，称这个人叫目不窥园。汉武帝在继位以后，在建元元年的十月，他就下诏让天下的诸侯，让一些高官推举贤良方正，这个贤良方正的全名叫贤良方正直言敢谏，贤良方正是讲品质，直言敢谏是说他敢于说话。所以在这一次举贤良方正中间，汉武帝发现了董仲舒。董仲舒考了个第一名，就是举首，这样，他既然是第一名，是举首，汉武帝就连续向他问了三次，董仲舒就回答了三次。皇帝的问话叫策问，回答的文章叫策文，皇帝提问贤良方正回答这个过程叫对策。这就叫对策，董仲舒回答了三次，这才流传下今天的“天人三策”。在天人三策中间董仲舒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得到了汉武帝极其的喜爱。那么汉武帝为什么喜爱董仲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牵扯到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间到底说了些什么问题，引发了汉武帝的重视。
建元元年，16岁的汉武帝刚刚继位，他还不知道如何治理天下，就多次征集贤良以问治国之道。董仲舒就在这种情况下被汉武帝发现，并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留下了著名的“天人三策”。 “天人三策”是讲天和人的关系的，那么董仲舒到底在“天人三策”中说了什么?从而引发了汉武帝的兴趣呢?
第一点受到汉武帝重视的，就是董仲舒提出来了“新王改制”。什么叫新王?就是一个王朝建立以后，一个新登基的皇帝，这个叫新王;改制，改是改变，制就是一整套的制度仪式。董仲舒认为，一个新的国君登基以后，一定要改变一整套的制度。他具体提出来的这个新王改制的内容是两点：一个叫“改正朔”，二个叫“易服色”，董仲舒的原话就是“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这个话说起来就是要改正朔，要易服色来顺应天命。当然这句话很不好懂，我们做一点解释：改就是改变、更改;正就是正月，正月是一年之首;朔是初一，是一月之首。所以改正朔按照我们现在说一个最通俗的话，就是改变历法，一个王朝建立以后把这个历法要改一下，这就叫改正朔。什么叫易服色呢?易也是改变，服色就是指那个服装。他说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要改变你这个王朝的服装(颜色)，还有你祭祀的时候用的那个牲口、车马，这些颜色要改变。中国古代历来是一个王朝它都崇尚一种颜色，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要把前一个王朝的颜色给改它一下，换成自己的这个王朝的颜色，这个就叫易服色。那么为什么董仲舒这么强调要改变历法和服色呢?因为董仲舒有一个看法，他这个看法汉武帝是非常感兴趣的，那么汉武帝对于他这个改正朔、易服色这么一套仪式为什么感兴趣呢?因为董仲舒这个改变仪式中间包含了一个对汉王朝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那么你这个新王朝合法不合法?有没有什么合法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比如刘邦，他本来是一介草民，刘邦是在中国古代皇帝中间，他是从一个布衣百姓夺得皇帝之位用的时间最短的人，他就是三年反秦，四年灭项，刘邦就用了七年从一个布衣百姓摇身一变成了大汉天子。那么你从一个普通老百姓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皇帝，成为一代王朝的开国之君，你是不是合法的?所以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它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新王朝，这个新国君它合法不合法?它的合法性在哪儿?这个问题开国皇帝想不到，开国皇帝第一是他的理论水平、知识水平达不到;再一个开国皇帝顾不上，开国皇帝只顾得夺人家的权，夺过来自己当。一是想不到，二他也顾不上，但是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你这个新王朝建立有没有合法性?人家凭什么要承认你?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你刘邦是一个草民，你就折腾了七八年，七搞八搞你搞了一个皇帝，那么你能这样搞个皇帝，我们能不能也这样搞?就是说你当了天子、当了皇帝建立大汉王朝，我们也能不能搞上几年把你干下去，我们再来当皇帝?这个问题就更重要了。所以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它存在的两个问题：一，合法不合法?第二，大家是不是都可以仿照你这个做法来做?如果大家都可以仿照你这个做法来做，那么你去夺秦朝的天下，我们去夺你刘姓的江山，这个天下就大乱了。
所以董仲舒在他的新王改制说中间，他提出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叫你改正朔、易服色，他实际上暗含了一个什么意思呢?董仲舒的意思，一个人之所以最后能够当皇帝是君权神授，是天命所在，是老天让你当的，所以天下的老百姓就得承认你是合法的。反过来说，其他的人不能再这样做了，再这样做老天不支持你。所以董仲舒提出来这个新王改制实际上是在强调君权神授，皇帝的权力是老天给的，是天意，所以他做天子大家得服从，别的人不具备这个天意就不能再折腾，你再折腾的话你就是成了造反，你就不可能当皇帝。所以董仲舒这个新王改制说法一提出来，你想想汉武帝能不高兴吗?汉武帝没有这个理论水准，他不能够论证西汉王朝的合法性，但是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了西汉王朝的建立是合法的，刘邦当皇帝是天意，是天命，是神授的权利，这个当然对汉武帝来说是极为感兴趣的。但是汉武帝没有看到董仲舒这个说法中间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董仲舒这个君权神授的命题中间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是承认君权，第二是限制君权，它还有限制君权的一面。也就是说，你当了皇帝是上天给你的，但是反过来，如果你做了皇帝以后，你像秦始皇一样胡作非为，那么上天就会警告你，如果你再不改上天就不再支持你了。所以董仲舒后来他就用比如说出现的一些地震啊，日食啊，出现这些现象的时候，他就用这些现象来告诫皇帝，这是上天对皇帝的一种警告，一旦出现这些现象你要反省自己。当然这个时候，董仲舒提天人三策的时候还没有把这一点发挥出来，所以他这一点，为汉王朝寻找合法性这一点深得汉武帝的信任，这是董仲舒得到汉武帝信任的第一点。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的第一问题，就解决了西汉王朝的合法性问题，这对于任何一个帝王来说，这都是首要的问题，汉武帝自然对董仲舒欣赏有加。但是刚刚君临天下的汉武帝面对的还不仅仅是这些问题，一心想有所作为的汉武帝还在思考什么?董仲舒的哪些想法对汉武帝来说又正中下怀呢?
建元元年，汉武帝刚刚继位，一心想有所作为，就多次征集贤良以求治国之道。在这一过程中，董仲舒走进了汉武帝的视线，他的新王改制解决了西汉王朝的合法性问题，很得汉武帝的赏识。但是刚刚君临天下的汉武帝面临的还不仅仅是这些问题，他还在思考什么呢?董仲舒的哪些想法对汉武帝来说会正中下怀呢?
董仲舒的这个博士是春秋学的博士，《春秋》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董仲舒这个春秋学属于公羊派的春秋，因为春秋有三派。公羊派春秋特别重视的就是大一统，这个一统我们也可以叫做统一，所谓的大一统就是把天下的统一看得非常大，看得非常重要，这就叫大一统。所以董仲舒这个公羊派春秋中间特别强调天下的统一是最最重要的，而这一点的话呢又是非常迎合汉武帝的心理的。汉武帝是刚刚经过景帝朝的七国之乱以后接下来这个江山的，他接下来这个江山以后，仍然存在一个诸侯王割据的问题。汉武帝一生致力的就是要搞中央集权，而董仲舒恰恰给他提供了一个大一统的理论，所以汉武帝就可以在大一统的理论之下公开地搞他那一套中央集权。所以董仲舒他的天人三策受到汉武帝信任的第二点，就是他给汉武帝的中央集权提供了一个理论的依据。第三点，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就是建立太学，太学就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建立太学而且还要提出来，要把这个推举贤良作为一种制度，每两年要推选一次，推选天下的贤士，他把它制度化。兴太学、举贤良，这是董仲舒天人三策提出来的第三个重要观点。太学它的建立就是从武帝朝开始的，太学是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到隋代又成立了国子监，国子监既是最高学府，又是管理这个最高学府的。一个太学，一个国子监，从武帝朝开始以后，一直延续到清朝废除科举制为止，所以这个太学给中国封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再一个是推举贤良，这个推举贤良成为一个制度以后，它成了汉代人才选拔，汉代的人才选拔是察举征辟，成了人才选拔的一个制度。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人才选拔是经过了五个制度的轮换，最早的人才选拔是选贤举能，这是上古时期。后来发展就是世卿世禄，就是你们家做官的人世世代代要做。到了汉代就改变这个做法了，要察举征辟，就是从天下的臣民中间来选拔贤才。到了魏晋南北朝是九品中正制，就把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再来选拔人才。到了隋朝实行科举制，这个中国人才的选拔经过了五种制度，最终定型于隋代的科举制，科举制一实行就是一千三百年，一直到清代晚清废除科举。所以作为人才选拔来说，董仲舒是为汉代的人才选拔制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汉武帝是一个很想有作为的君主，他当了皇帝以后，他首先要想到的就是怎么样去网络人才，而董仲舒给他提出来了培养人才、选拔人才的具体的做法，这也是董仲舒深得汉武帝信任和喜爱的一个方面，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尊儒。我们现在一提董仲舒，大家就会想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这个话不是董仲舒说的，这个话出现得非常晚。董仲舒说了一个什么话呢?董仲舒的原话是说，他在天人三策中间提出来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的原话的意思是说，不在六经的，不在孔子的著作范围之内的这些书不要让它流传了。这就是所谓的独尊儒术，董仲舒这个建议被汉武帝马上就采纳了。汉武帝这个做法跟秦始皇相反，秦始皇是焚书坑儒不让人读书，汉武帝的方法是让你读书，但是只准你读儒家的书，读一种书，读一类书。秦始皇他的做法后来历史证明是不行的，你不让人读书是不行的。汉武帝让人读一类书，这个做法后来看来是成功的。当然汉武帝这个尊儒还不是纯儒，我们下面还会讲到。董仲舒就提出来一个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这些要绝其道，勿使并进，就是这些东西要把它断掉，这就是董仲舒的原话。到了班固为汉武帝写传的时候，班固在汉武帝的传记的最后，评价汉武帝的一生的时候，说了八个字“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这是班固的话，这是班固提出来的。后来人们在班固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就是董仲舒的第四个重要的贡献，就是他提出来了尊儒的问题。第五点，在天人三策中间得到汉武帝重视的还有一点，就是董仲舒提出来的要进行改革，当然董仲舒没有用改革这个词，他用了一个词叫“更化”。董仲舒认为汉朝建国以来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之所以发展得不快，很大一个原因是有很多东西需要改而没有改，所以董仲舒提出来更化说，就是要改革。我们以上讲了董仲舒他的天人三策的五个方面，你想想他的五个方面，他这五个方面，大一统它是解决了中央集权的问题，尊儒的问题，人才的培养跟选拔的问题，他还提出来了西汉政权的合法性的问题，他还提出来改革的问题。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间提出来这五个问题，都是汉武帝做了皇帝以后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董仲舒深得汉武帝的信任。
董仲舒“天人三策”的五个方面解决了西汉王朝建立以来的五大问题，每个问题都切中要害，其中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正是这一点让人不解，西汉王朝建立以来一直奉行黄老之学，而董仲舒却大胆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与西汉初期的统治思想格格不入，而汉武帝却积极采纳，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王立群先生对此是如何看的呢?
我觉得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我们看法家，法家学说它有两个方面，第一，法家学说是封建独裁的皇帝最喜欢的，哪个当皇帝的人都喜欢法家那一套，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一方面，秦朝的灭亡又给后来的皇帝敲了一个警钟，如果你仅仅用法家学说去治国一定会导致亡国，秦朝就是个例子。所以后代的帝王一方面这个法家学说他始终是不丢的，因为法家讲权术，他是不丢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能赤裸裸地只讲法家，他需要在法家的外面披上一个很漂亮的外衣，一个很温和的外衣，而这一个漂亮、温和的外衣选来选去谁最合适呢?就是董仲舒改造的这个新儒学是最合适的。所以儒学它之所以被汉武帝看重，它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汉武帝你想想他在位五十四年，跟匈奴打仗打了三十九年，在长期的战争中间他实行的这一套，主要的是用法家的这一套东西。但是他又想规避打出法家旗号的这种政治风险，所以他需要一个漂亮的外衣，这个外衣他找来找去，就这个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最合适，因为儒家讲大一统，儒家讲仁义，这些方面最适合他，所以这是他欣赏儒家很重要的一点。再一个，汉武帝一生追求的事情就是一件事情，他五十四年当皇帝，汉武帝实际上做的就是一件事，中央集权，汉武帝一生就做这一件事，而且是高度的中央集权。这个中央集权其中包括了一个方面，就是思想的统一，要用一种思想把天下的思想都统一起来。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间提出建议，说现在天下的老师，每一个老师都讲自己的一套，所以天下就乱糟糟的，那么现在最好的是用一种思想来统一天下，所以董仲舒提出来尊儒，符合汉武帝用一种学术思想来统一天下的这个总的原则。而这个用儒家来统一思想恰恰是汉武帝中央集权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央集权一个方面是政治上权力的高度集中，另一个方面是思想文化方面的统一，而这个思想文化的统一，就是要用儒家思想来统一，这是他欣赏儒家的第二点。由于这两点，所以董仲舒的尊儒的主张很快就被汉武帝选中了，汉武帝就看中了这个尊儒它的功利性，它的实用性。
史学家们曾经给汉武帝四个字的评价——“雄才大略”，根据王立群先生的分析，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正是看中了儒学能够实现他一生的政治理想，才积极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以后，儒家思想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影响深远。那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
汉武帝在百家之学中独尊儒术自然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想通过儒家思想实现他一生的政治抱负。从此以后，儒学就从民间思想变成了官方思想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那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中国历史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开始的，可以说它这个影响是十分巨大。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看看它正面的影响，董仲舒提出来的尊儒的这个主张从正面上来看，它对我们这个国家的稳定，对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统一贡献是极其巨大。我们这个国家能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它始终没有出现大的分裂，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这么多民族能凝聚成为一个整体，它和儒家思想长期地统一中国的文化思想界，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董仲舒在这一点上，对我们这个国家的统一，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凝聚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尊儒的正面的第一个效果。第二，尊儒还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董仲舒同时提出两条，一个是建太学，就是办学校。另一个方面是尊儒，这样一来太学里边主要传授的是儒家的经典，这样从太学，当然后来又在基层也办了一些乡学，从太学到地方的学校都读儒家的经典，这样就造就了一批在中国历史上以儒家思想作为信仰的文人，这是个了不得的事情。董仲舒创意的建太学和他尊儒结合到一块儿，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个以儒家思想、儒家学说作为一个价值观念的文人集团，这些文人通过读书走上官场，就是文官。在中国古代的政坛上有四种人，有四种力量，第一文官，第二武将，第三外戚，第四宦官，这四种力量从总的方面来看，哪一个朝代，哪一个皇帝在位的时候，以儒家思想武装的为价值观念的文官集团掌权，这一个时代政治就比较清明。总体来看，如果是武将掌权，那就会出现藩镇割据，像唐代中后期。如果是让宦官跟外戚这两股势力掌权，那这个王朝大致上来说，宦官跟外戚掌权的时候，基本上是这个王朝最黑暗的一个时代。所以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在政坛这四种力量，文官、武将、宦官、外戚这四种力量中间，以儒家思想为价值观念这一批文人做官，是这个政坛最稳定、政治最清明的一个时代。因为这里有一个道理，这些文人做官以后，他从小读的是儒家的经书，讲忠、讲孝、讲仁义，他有一个价值观念，这个有儒家价值观念的官员和没有儒家价值观念的官员是绝不相同的。这个有价值观念的这些文人，他进入各级政府做了官员以后，他在判断是非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听从上面的指挥和命令，他还有自己的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就是儒家的这一套价值观念。所以尊儒以后，让儒家思想深入到文人的心中，这些文人后来步入政坛以后，他就有了一个儒家的价值观念。你通观中国整个的封建制度史，有儒家价值观念的官员和没有儒家价值观念的官员是绝不相同的，而这个东西恰恰是董仲舒提出来的。一方面他提出来办学校来培养文人，另一方面他尊儒，让学校去教学生读儒家的经典，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造就了中国封建社会一大批以儒家思想为价值观念的文官集团。这个贡献非常之大，这是我们讲了它正面的好的一面。
下面我们再说说它负面。这个儒家思想作为一个封建阶级的统治思想，也有它的负面影响，它的负面影响也很大。它的负面影响最大的就是它导致了文化专制，因为你儒家地位提高了，其他诸子百家它的市场就缩小了，文化专制它就限制了其他学派的发展。所以它到后期，儒家思想到后期它凝固化的时候，它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当然这些负面影响我们也要指出来，就是我们看董仲舒他这个建议，他提倡的尊儒有它积极的一面，也有它消极的一面，所以我们这一讲讲董仲舒的董生献策。董仲舒是个很有贡献的人，汉武帝发现了这个人才，采纳他的学说，但是汉武帝并没有重用他，汉武帝把他派到他的哥哥江都王那个地方去做了国相，江都在哪儿呢?就是现在江苏的扬州，董仲舒在对策完了以后被派到扬州去做江都国的国相，没有把他留在中央政府。作为汉武帝来说他是要尊儒的，他既然要尊儒，他肯定在中央的人事安排上要体现他的意图，他没有安排董仲舒进这一个班子，他一定要考虑其他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