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是清代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或稍前，现以抄本传世，初刻于嘉庆八年(1803年)。那么《儒林外史》艺术特色有哪些呢?
1结构。《儒林外史》是一部短篇艺术与长篇艺术相结合的作品。虽然它一般被归类为长篇小说，但它的结构却与人们平常所说长篇小说的结构有着很大的不同。小说全书中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框架，而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的连环套;前面一个故事说完了，引出一些新的人物，这些新的人物便成为后一个故事中的主要角色。有的人物上场表现一番以后，就不再出现，有的人物还再次出现，但基本上只是陪衬性的了。但全书也不只是若干短篇的集合，它以明代为背景，揭露在封建专制下读书人的精神堕落和与此相关的种种社会弊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中心主题，也有大致清楚的时间线整部小说有着统一的情节线索：第一回以王冕的故事喻示全书的主旨;第二至三十二回分写各地和各种类型的儒林人物;第三十三回以后，随着杜少卿从天长迁居南京，全书的中心便转移到南京士林的活动，并以祭泰伯祠为主要事件;最后以“市井四大奇人”收结全书，与第一回遥相呼应。
2白描。《儒林外史》通过精确的白描，写出“常见”、“公然”、“不以为奇”的人事的矛盾、不和谐，显示其蕴含的意义。例如严贡生正在范进和张静斋面前吹嘘：“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言犹未了，一个小厮进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通过言行的不一，揭示严贡生欺诈无赖的行径。又如汤知县请正在居丧的范进吃饭，范进先是“退前缩后”地坚决不肯用银镶杯箸。汤知县赶忙叫人换了一个瓷杯，一双象箸，他还是不肯，直到换了一双白颜色竹箸来，“方才罢了”。汤知县见他居丧如此尽礼，正着急“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忽然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心才安下来。真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
3讽刺艺术。《儒林外史》通过不和谐的人和事进行婉曲而又锋利的讽刺。五河县盐商送老太太入节孝祠，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满街是仕宦人家的牌仗，满堂有知县、学师等官员设祭，庄严肃穆。但盐商方老六却和一个卖花牙婆伏在栏杆上看执事，“权牙婆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捉着，一个一个往嘴里送”。把崇高、庄严与滑稽、轻佻组合在一起，化崇高、庄严为滑稽可笑。
4美学风格。《儒林外史》具有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吴敬梓能够真实地展示出讽刺对象中戚谐组合、悲喜交织的二重结构，显示出滑稽的现实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内蕴，从而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感受。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马二先生对御书楼顶礼膜拜，王玉辉劝女殉夫的大笑等。这瞬间的行为是以他们的全部生命为潜台词的，所以这瞬间的可笑又蕴含着深沉的悲哀，这最惹人发笑的片刻恰恰是内在悲剧性最强烈的地方。作者敏锐地捕捉人物瞬间行为，把对百年知识分子命运的反思和他们瞬间的行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讽刺具有文化容量和社会意义。
5人物塑造。《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为原型，加以艺术的锤炼，使之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在此时，吴敬梓笔下的人物形象已经不等同于生活中的人物原型，而是成为了一个艺术形象。《儒林外史》人物形象的创作主要运用了纪实、剪辑、集中、综介、变形、理想化等方法，并呈现出整体性的特点。吴敬梓以生活中的人物原型为基础，运用这六种创作方法，创作出了高士王冕、名士杜少卿、真儒虞育德等富有光彩的艺术形象。然而在吴敬梓将生活中的人物采撷到作品中，将生活原型创作为艺术形象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是对真儒虞育德、庄绍光等理想人物的塑造上，表现出不重才学重品德的倾向。在人物塑造上，《儒林外史》展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力。作者塑造人物形象以真实为最高原则，即按照人物所处的特定情景，写得符合真情实理。就是反面人物也常有可取之处，而不是脸谱式描绘。小说中许多人物性格处于流动发展状态，和现实生活十分贴切。如范进、荀玫因地位升迁而变异，匡超人、牛浦郎因受环境污染而变色。吴敬梓笔下的人不是定型的，也不是单色的，而是杂色的。
儒林外史创作背景
时代背景上，清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三代，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封建社会的腐朽，统治者镇压武装起义的同时，采用大兴文字狱，考八股、开科举，提倡理学以统治思想等方法以牢笼士人，吴敬梓反对八股文、科举制，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他把这些观点反映在《儒林外史》里，以讽刺的手法，对丑恶的事物进行深刻的揭露。[1-2]
《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出身望族。曾祖父和祖父两代人“科第仕宦多显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共有六名进士，其中榜眼、探花各一名。而其父吴霖起是康熙年间的拔贡。吴敬梓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考取秀才，同年父亲病逝。由于不善于治理生计，他过着挥霍浪子生活。雍正七年(1729年)，他应科举时，被斥责为“文章大好人大怪”，遭到侮辱。后愤懑离开故土，靠卖文和朋友接济为生。乾隆元年(1736年)，吴敬梓参加博学鸿词科预试。安徽巡抚赵国麟正式荐举他入京廷试，但他“坚以疾笃辞”(顾云《吴敬梓传》)，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至晚年，常处于饥寒交迫。这样的个人经历，令他本人对考八股、开科举等利弊感受尤深。[2]
书名上，“儒林”一词源出《史记》“儒林列传”。是“儒者之林”，指学术界等。[6]国史列传，自然是“正史”，作者专门以“外史”为书名，正是为了作区别，正如作者的挚友程晋芳在《怀人诗》中所揭示的：“外史记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史传。”则是作一正统记史之外的的儒林传记，并且作者有意把书中故事假托发生在明代，以类“正史”，而实际上描绘的却是清代广泛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作者同时代的文人在科举制度毒害下的厄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