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来源
内卷化一词源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根据吉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这一概念最早是用来研究爪哇的水稻农业。在殖民地时代和后殖民地时代的爪哇，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原地不动，未曾发展，只是不断地重复简单再生产。不能提高单位人均产值。
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把内卷化这一概念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
黄宗智认为明清以来，在人口的压力下，中国的小农经济逐渐变成一种“糊口经济”。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是贫困的小农为了生存而不得已的选择，商品化并没有打破小农的经营体制而是进一步强化了它。
他认为有必要对几个世纪以来的农业商品化做出区分，为了以现金或实物向不在村的地主缴租而从事的市场行为可称之为“剥削推动的商品化”，为了支付生产和维持生活的直接开支而从事的市场行为可称之为“生存推动的商品化”，为牟利而出售满足租税、生产费用和消费需求之后的剩余农产品可称之为“牟利推动的商品化”。黄宗智的研究及国内学者研究都表明，无论是华北还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剥削推动的商品化”都是农业商品化的主要形式。这种商品化“是谋求活命的理性行为，而不是追求最大利润的理性行为。”黄宗智在使用这一概念研究中国农业经济与社会变迁时，拓展了这一概念的内涵，使之对研究对象有更强的解释力，并非是使“内卷化的含义已经变得复杂而含混，由此产生出一些更加纠缠不清的问题。”
发展经过
政权内卷化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4]中，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概念。他认为在其著作中，内卷化这个概念不完全符合吉尔茨的定义，自己只是借用这个词，它所揭示的现象已脱离了原词意义。“国家政权内卷化”指的是，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此处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济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5]“政权内卷化”与农业内卷化的主要相似之处在于：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即效益并未提高);固定方式(如赢利型国家经济)的再生和勉强维持。
高校内卷化
2020年10月，记者调查发现，大学生之间的“内卷”是一个普遍现象。比如说，任课老师对论文作业的字数要求是5000字左右即可，但是不少人为了获得更好的成绩，都选择写到8000到10000字，甚至更多。到最后几乎每个人的作业都大大超出了老师的要求，而能够获得满绩的学生比例是固定不变的。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陈阳表示，无论是相对于个体而言，还是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面对“内卷”都是一项挑战。她表示：“学生自己需要想明白‘我希望成为怎样的人’;而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以及学生父母，需要想清楚‘我们的教育目标是为了培养怎样的人才’‘我们希望看到孩子成为怎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