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女”的“中华田园女权”的简称，指要求男女平等却要男性承担主要责任，以女权为借口追求女性收益最大化的群体。同时也是思想上接受了中国传统相夫教子的观念，认为丈夫主外，自己主内的思想，但是自己什么都不想做，认为自己的老公养着自己和家庭是理所应当。
田园女，是指要求男女平等却要男性承担主要责任，以女权为借口追求女性收益最大化的群体。“田园女”是“中华田园女权”的简称，大体泛指一种“单边、利己”的女权主义，而与实现男女平权的目标背道而驰。“中华田园女权”一词由于与“中华田园犬”等词汇形成语义上的联想，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对女权的戏谑。许多打着女权旗号的言论偏离了女权主义运动希望达到的目的，对女权整体意义上存在确实的污名。“我说的不是女权，是平权”类似话语的繁衍恰恰说明，这种针对不合理女权诉求的攻击正同时将全体女权主义的诉求视作攻击的对象。
同时田园女在思想上接受了中国传统相夫教子的观念，认为丈夫主外，自己主内的思想，但是自己什么都不想做，认为自己的老公养着自己和家庭是理所应当，当说为家庭做贡献的时候，她会和你讲女权，自己是一个贤内助，当说女权的时候，她会和你讲贡献，自己怎么怎么付出，总而言之就是丈夫负责赚钱养我，我负责貌美如花。现实生活中的“田园女”，就是这样一类群体：出身普通家庭，能力平平无奇，但“心比天高”，一心想要嫁给各方面条件都很出众的男性。
对对方的要求列了一大箩筐，不符合要求的人完全不考虑，但却忽略了自身的条件是否跟得上。比如有的女生自己月薪3千，却要求对方3万;自己身高1米5，找对象完全不看1米8以下的。“田园女”奉行的理念就是：自己在婚姻中只负责貌美如花，对方不但要赚钱养家，自身还必须十分优秀，至少要有实力和颜值。她们一心想做既得利益者，又不愿意承担相应义务。
溯源由来
女权主义(Feminism)，源自西方，译文理解成一个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意味着妇女解放，后传到英美，逐渐流行起来。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传到中国，定为女权主义。在西方国家，最初是指追求男女平等，首先是争取选举权。20世纪20-30年代，西方国家的妇女，基本上都争取到平等的政治权利，但在社会生活与人们的观念中，仍与男子不平等。女权主义者开始认识到，这其中有一个性别关系，性别权力的问题，所以女权运动就变为分析男女为何不平等，男女的权力架构，强调性别分析。在中国也认识到，先讲女权是不行的，也要讲性别分析。从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是认识的加深。在国内目前多用女性主义，用性别研究两性权力有深层次的意义，而且用女性主义也容易让人们接受。女性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一种男女平等的信念和意识形态，旨在反对包括性别歧视在内的一切不平等。
以现代的哲学与社会运动的观点来看，女性主义的通常以18世纪的启蒙时代思想家为起源。如玛莉·吴尔史东克拉芙特 (Mary Wollstonecraft)所著的《女权的辩护》(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是19世纪之前少数几篇可以称得上是女性主义的著作之一。吴尔史东克拉芙特将女性比喻为高贵、社会菁英、娇生惯养、脆弱以及有知识与道德怠惰的危险，她相信男性和女性对于这样的情况都有责任，并且认为女性拥有比男性多上很多的权力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这并不是说更早以前就不存在著其他关於两性平等的著作。比如说，神秘哲学家安里西·哥内留斯·阿格里帕(Heinrich Cornelius Agrippa)在1529年所著的《关于女性之高贵卓越的演说》(The Declamation on the Nobility and Preeminence of the Female Sex )。
女性主义在19世纪渐渐转变为组织性的社会运动 ，因为当时人们越来越相信女性在一个以男性中心的社会中受到不平等的对待(请见父权条目)。女性主义运动根源于西方的进步主义，尤其是19世纪的改革运动中。组织性运动的时间是起于1848年在纽约州色内加瀑布市(Seneca Falls,New York)召开的第一次女权大会。
艾米琳·潘克斯特 (Emmeline Pankhurst)是妇女参政权运动的奠基者之一，她试图揭露英国社会制度里的性别歧视 ，并且成立了妇女社会政治联盟 (The 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在许多成员微罪遭捕，然后因为《 猫捉老鼠法案 》( The Cat and Mouse Act )而重复进出监牢数次后，她们被激起进行绝食抗议。其结果的强制喂食让这些成员病得很严重，使得当时法律体制的残暴受到社会关注，也因此助长了她们的目的。
早期的女性主义者与最初的女性主义运动通常被称为“第一波女性主义”(the first-wave)，而1960年之后的女性主义被称为“第二波女性主义 ”(the second- wave)。也有所谓的第三波女性主义 (the third-wave)，但是女性主义者之间对于其存在必要性、贡献与概念意见不一。这三个“波”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就像海浪般，一个接一个永不间断，后来者运用了前行者的贡献与资源。现代女性主义有个非常重要的支援因素就是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出版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 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 ，1935年 )一书。她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也是美国女性主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贝拉·艾布札格 (Bella Abzug)所就读的大学。在米德的书中报告说，查恩布里(Tchambuli)部落中的女性拥有支配地位，却没有造成任何问题。这本书使得艾布札格那个时代的知识份子相信，欧洲对于男性气质 (masculinity)与女性气质 (femininity)的观念是非常文化取向的，而并非无可抹灭的天性。
